马英九及周美青这对新“总统”夫妻的爱情故事备受瞩目。周美青是马英九妹妹马莉君的高中同学，两人在高中时首度碰面，10年后在美国纽约结婚，31年来相知相惜、相互尊重的互动模式，将成为新时代台湾夫妻关系的新典范。 

　　联合晚报报道，马英九和周美青在"大选"期间分头在全省疯狂扫票，被媒体戏称是“英（九）美（青）联军”。这对最佳拍档的结缘，如今看来冥冥中 自有安排，因为马英九虽然是在高三时和高一的周美青在自己家中初次见面，但追溯1950年马英九在香港的出生地“青山道”，竟然周美青小时候也住在附近， 尽管一岁就回到台湾的马英九当时没有机会见到小两岁的周美青，但两人仍勉强算是“邻居”。 

　　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当完兵，1974年马英九申请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当时就读政大法律系的周美青一样申请到纽约大学研究所，在马莉君牵 线下，两人通过一次电话，并在马英九出境那一天，和到机场送朋友的周美青第二次见面，随后周美青赴美成为马英九的同班同学，两人成为“班队”。 

　　两年后马英九拿到硕士学位，飞到波士顿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前，马英九决定把周美青“订”下来。根据马英九的说法，他当时在餐厅认真地对周美青说“事到如今，事不宜迟，宜请速定”，不过周美青对马英九是否曾有这一段毫不浪漫的求婚过程，一概否认。 

　　当年周美青当“PHT”（Push Husband Through），帮助马英九拿到Ph.D.，回到台湾后，马英九逐渐在仕途上崭露头角，周美青则选择在先生的公职生涯中“隐居”，专心于自己担任银行法务人员的工作。 

　　周美青坚持不涉入马英九的公务，同事或部属打电话给马英九，绝对不会听到周美青接起电话，与周美青是小学同学的张艾嘉日前透露曾因说要找“马太 太”被周美青挂电话。不过随着周美青曝光机会增加，大家也发现周美青其实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背后默默帮忙马英九，包括帮马英九搜集民意、提供必要的建 议，马英九曾说在家里“我太太是评论家”，周美青则称自己是可以随时给马英九最中肯批评和建议的“永远忠诚的反对党”。 

冰心说道："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这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便一定可以使你的生命之树翠绿茂盛，无论是阳光下，这是风雨里，都可以闪耀出一种读之即在的光荣了。

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则是一种纯度。 　

亲情是一种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阳光沐浴；友情是一种浩荡宏大、可以随时安然栖息的理解堤岸；而爱情则是一种神秘无边、可以使歌至到忘情泪至潇洒的心灵照耀。

"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刘心武语）体验了亲情的深度，领略了友情的广度，拥有了爱情的纯度，

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

　　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 多碗了；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 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 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 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 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 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 西，进屋后那年轻人等在门外，“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出门后年轻人问 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 进来吧。”年轻人于是进门说:“哪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年 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360元都买下来吧。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360块钱带走这一 堆，弄得人家特难过，我也特不好意思。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360元卖我了。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 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

　　失之交臂

　　有时候，马未都知道哪里有好东西，但由于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个宣德年间的盘子，当时标价400元 外汇人民币，现在这个盘子最少400万元人民币。但当时要外汇，马未都只好放弃。半年后他带着外汇去，他们还不卖，要护照，因为只卖给外国人，到最后也没 有买到。

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谊商店看见乾隆年间的一只碗，特别罕见。1986年要3万元外汇人民币，他买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没了，隔了一年苏富比卖 了792万港币。“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来。当年一个日本人792万港币买走的时候，所有这行业的人都认为这个碗终生 不会再涨价了，那时候100万美元跟今天1亿美元差不多。这个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他拿出来卖了，没怎么赚钱卖了2100万 港币，翻了3倍。这种事我遇到的特多，从收藏角度，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买不起的是大多数，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东西那么便宜你怎么不买，我当时也得有钱 呀。”

　　现场的鉴别力

　　马未都认为，市场是很锻炼人的，从他最初跟摆地摊的打交道开始，练就了很强的心理素质。当时，文物鉴定的技术力量很薄弱，博物馆的专家对市场的判断几乎是零，马未都多年来在野路子里趟过来的经验，让他能对很多复杂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断。

　　“一个奥运会 射击冠军碰上个土匪是没有用的：你三点对一线，准心对缺口，先吸一口气定住神才能对准对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灵盖儿给掀了。市场很残酷，它训练人，我看过 很多博物馆的人到市场跟前就虚了，就不敢说话了。地摊上买东西有一规矩，比如你卖我买，你卖这件东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钱啊？你说200元，我说80元 吧，你说不行，150元，我说100元吧，咱俩这么磨蹭之间，任何人看这个东西不能伸手，不能有个人说那我给100元拿走，那不行。那这时候，你对这个东 西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任何后援，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时间让你回家翻翻书这东西怎么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会儿，蹲在这儿，几分钟之内搞定。而且我 经常碰见，过去地摊上买东西，盯着这东西的时候旁边都是大腿，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后来我在这行越来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儿，就没有机会再起来 了，那我的决定都是这一会儿。我说的就是，土匪掏枪、上膛都是那一瞬间完成的，赶紧把你给崩了。博物馆的人不行，一大堆人来了，在那折腾，翻资料，好几 天，这没用。我们一直都是在那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训练出来的，反应极快，决心下得特快。”

　　做局与破局

　　对文物的鉴定，马未都认为把假的看成真的并不丢人，几乎所有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因为作伪程度不断提高，曾经一次看错不要紧，以后再也不会看错。

　　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盛，造假做局越来越普遍，有些局做得非常逼真，就是好莱坞的导演也要甘拜下风。马未都经常被请去做鉴定，见过很多新时期做局 手段，比如“造墓”就是很普遍的一种。马未都说：“我认识一个西北的商人，他送我一批古董。我说你这都是新的，我不要，他说马先生你放心，这都是我亲自下 去拿出来的，我们开着越野车，开了好几天，风餐露宿的，到那儿都没有人迹啊，好容易找到那墓道，现挖，那怎么可能假呢？我说那怎么就那么准，就你们到那 儿，下去就给挖出来了？你怎么知道那儿有？其实全是假的，全是他们埋的，埋的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但他被诓过去，还坚信不疑。然后他还跟我说，你没有去过现 场，你不懂。他认为你不懂，坚信不疑，这种人挺多的。”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局，像一个故事片，让你不知不觉进入角色。“我碰上一个人，买了一个东西被骗了。河南某地出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拿到北京卖给 他，他绝对不要，他一定喜欢那种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骑毛驴的感觉，他喜欢这种感觉。到了以后，别人说不巧，一小时以前被卖了，他经 过这么艰苦的跋涉就特沮丧。那些人说，别沮丧，那边有一个墓正挖呢，咱们去。就是我说的，他们知道他最喜欢的是甲，却给他忽悠去看的是乙。他正沮丧呢，到 那儿以后，就挖出一个甲来。这甲他们都没和他说过，一挖出来就抱着说，这东西不能卖，专门给别人准备的，死活都不卖给他，连看都不让他看。他肯定不干，长 途跋涉到这儿来，钱也没花，最后又有人从中间撮合，乱七八糟的，很多人给他搞回来，还是个假的！这么一折腾，他根本连看都不看，真假这个事已经不想了。拿 回来让我看，我说你这个是新的。一开始他不信，说这事复杂，说不清楚，我心说，那复杂都是设的局。”

《三联生活周刊》王晓峰

[多纬悦读]塞翁失马：巨贪秘书变身反腐作家(全文)

塞翁失马：巨贪秘书变身反腐作家

2007年，王晓方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3部长篇小说，势头强劲，被称为“反腐作家”、“文坛新星”。声名鹤起之时，聚光灯却迅即转向了他另一个曾经的身份：沈阳“慕马大案”中巨贪马向东的秘书。

猜忌和质疑接踵而至：

“王晓方常在河边走竟能不湿鞋，他未免太诡道了。”“王晓方希图在担任市长秘书和炒作市长秘书中名利双收，就显得太不厚道了。”

……。

面对流言，王晓方称他“百口莫辩”，并诘问：“难道不跟着腐败还有罪吗？”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李继峰的文章记叙了王晓方从巨贪秘书到反腐作家的转变历程。

“事情都过去9年了，我现在是靠码字儿为生的作家，到现在还有人给我戴上‘巨贪马向东秘书’的帽子！”坐在记者对面的王晓方摊开双手，脸上写满了愤懑与无奈。

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

“市长身边的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

这是最新出版的《市长秘书》一书中“市长秘书雷默”的感慨。对于个中滋味，王晓方无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曾担任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达两年时间，而《市长秘书》一书就是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的。

1991年，王晓方从辽宁大学生物系毕业，主修环境生态学，获得硕士学位。当年秋，进人沈阳市政府研究室工作。

上班的第一天，王晓方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市政府机关运动会，开幕式上，被称为“市长智囊团”的政府研究室方队，人人拿了一把羽毛扇，好像人人都是诸葛亮一样。王晓方把这个细节写进了《市长秘书》一书。

王晓方在研究室工作了7年。

“那段时间对人是一种非凡的锻炼。”王晓方说，“作为政治秘书，服务的领导主管什么，你就得研究什么。”

他曾主笔过城市建设、商业管理、财政金融、招商引资、工业、农业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我每年都要写上百万字材料，多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我都写过。”

1997年6月，是王晓方人生的转折点。他被组织安排到马向东身边做秘书。

时任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是辽宁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当时分管沈阳市的城建。“工作有魄力，敢做敢为”,“长于招商引资和资本运作”，这是以前的部下对他的评价，“但最后让赌把他给毁了”。

“王晓方是理学硕士，知识面宽，又不躲活儿，当年市政府700多人的团队里，他是唯一的正牌硕士。曾经的同事分析了王晓方之所以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表面光鲜的秘书，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尤其做了市长秘书后，王晓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一夜不敢关BP机，随时等电话。早上5点，这边刚坐到马桶上，那边电话就响个不停，有关键的事情需要马上记下来，赶紧喊妻子送来纸和笔。7点钟赶到领导楼下，纸条上已记满了20来条需要汇报请示的事情。马不停蹄地跟了领导一天，直到夜里十一二点，把领导送到楼下，才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未能进入的“圈子”

“马向东看重的只是王晓方的才，但王晓方始终没能走进马向东的‘圈子’。”谙熟当年情形的同事分析，这也是王晓方在马向东出事后尚能清白的原因。

这位理学硕士在大学四年级时，就撰写了长达10万字的论文《生态交叉论》，获辽宁省青年科技工作者优秀奖二等奖。

“20年前王晓方对于生态环境的忧虑，直到近年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前瞻性。”王晓方的朋友王牧野这样评价他。

王牧野系早年的留德生物学硕士，曾就职于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他认为，王晓方在十多年前所作的《沈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较早地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等前卫的理念。后来，沈阳摘掉“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跟早期的规划分不开。

但王晓方终究是“书生本色”，他跟马是两路人。王牧野认为，秘书如果只知道埋头工作，不懂得照顾领导的“生活”，即使工作干得再出色也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

马向东嗜赌的本性，在当时的沈阳市是个公开的秘密。“有些人就挠到了马向东的痒处，官运亨通。”周末经常陪马向东飞到澳门豪赌的常客，分别是时任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和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

马向东在自己的悔罪书中交代，他第一次到境外赌博是1996年，去马来西亚。“负责招商引资，跟东南亚的外商都成了朋友，他们常领着我到赌场去赌。”

“我和晓方是连扑克都不会打的人。”王牧野说，有时候，王晓方还私下向他抱怨，一个堂堂的常务副市长，中午休息，就在办公室里打上牌了。“你都看不惯人家，又怎么进人到人家的‘圈子’呢？”

王晓方没能走进马向东的“圈子”，跟老父亲叮嘱他的“做人的底线”不无关系。“做人要有个底线，做秘书也一样。”这是父亲王福祥经常提醒王晓方的话。年届80的王福祥是典型的山东汉子，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北上支援东北建设。“晓方为人耿直、倔强，本来就不适合做秘书。”王福祥这样评价自己的小儿子。

老两口至今仍住在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的小区里，六十来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当年选上劳模时奖励的。

“他做秘书的第一天，我给家里定了条底线：家里人不准找晓方办事。”王福祥说，王晓方妹妹、妹夫十多年前就下岗了，外出打工。他哥哥至今仍在下面一个区里上班，有时喝醉了，还埋怨他弟弟在位时不给他帮忙。这些难题，当年王晓方在位时，一个条子就能解决。

“被摔在了地下”

1999年7月2日，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被“双规”。
“当时感觉就是震撼、迷茫、悲凉。”王晓方现在仍不住地摇头唏嘘。不仅为自己，也为马向东感到惋惜，“他是个能干的人，可惜被底下两个嗜赌的人带坏了。”

“就在出事的半年前，每到周末，马向东携宁、李频繁地飞往港澳豪赌。我曾私下劝他要注意影响，但马不为所动。”王晓方说，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干涉了。

《市长秘书》中，王晓方借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马向东被侦办，王晓方得随时接受调查和问询。在案件侦办的3年里，纪委、反贪局、检察院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地毯式的调置，根本不会放过一个腐败分子！”王晓方事后感慨。

“好好的飞在天上，无缘无故被摔在了地下。”王晓方的妻子如此形象地描述丈夫当年的遭遇。

马向东案最后经法庭审理查明：1986年至1999年间，马受贿折合人民币960余万元、共同贪污12万美元，挪用39.8万美元和106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纪违法总金额高达3150万元。马向东依法被判处死刑。

“一颗又一颗政治新星蜕变了，腐败了，陨落了。靠个人的修养能不能避免贪腐案的发生呢？”“慕马案”后，王晓方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灵魂白皮书

“慕马案”后，王晓方称自己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但他认为心灵深处所经历的磨难，是他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2001年王晓方辞职下海，由于仓促上阵，生意做得不理想。年届不惑，一切得从零开始，他再次陷人极度苦闷之中。

王晓方辞职第二年去北京散心时，一位朋友说他经历这么丰富，建议他写小说。他回到沈阳卖掉公司，开始潜心写作。没想到第一部长篇小说《致命漩涡》被作家出版社选中，很快就出版了。“那是2003年9月，满大街都是我的盗版书。”

之后，他把创作的重心放在了官场上。《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相继出版。

“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王晓方说，“《市长秘书》中之所以把前后两任市长都写成腐败分子，就是想揭示一个道理，反腐败不能寄托在个人修养上，只能靠政府制度改革，否则只能是‘前腐后继’。”王晓方说出了他创作系列官场小说的初衷。

马 向东被判死刑时，王晓方被深深震撼。马伏法次日，网上有一张他临刑前的照片，坐在一把椅子上，目光绝望迷离，手里有半截香烟。王晓方感觉极其悲凉，“同时 有一种将内心的自然秘密变成精神秘密的冲动”。他将照片打印出来，盯着照片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这就是《市长秘书》的开头。

但 是《市长秘书》出版后，有人却把小说当成了报告文学，把“东州“当作了沈阳，甚至有人对号人座。王晓方感到了压力。更有甚者，今年他的《大房地产商》刚问 世；就有沈阳的动迁户代表，抱着他的小说来索取签名，并捎来了成堆的上访材料，称让王晓方“继续深挖沈阳房地产开发中的黑幕”。这让王晓方哭笑不得：“我 写这篇小说，是以去年重庆的‘最牛钉子户’为蓝本的。”

“《市长秘书》是发自内心的心灵独白，是一部灵魂白皮书。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心路历程却是真实的。这部书的故事，既源自我的生活，也源自我的心灵感悟。”
        “我现在每天生活在小说里。”王晓方说，每夭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他的创作时间。每天坚持写3000字，从未间断过。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打，妻子再给他在电脑上打出来。“经常兴之所至，跟小说中的人物倾心交谈甚至激烈争吵。”

无论前期的《市长秘书》，还是刚出版的《大房地产商》，都没有塑造空洞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我要给大家以希望，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里。”王晓方说，通过官场的诡谲、官员间微妙的种种心态和权力争斗的惊心动魄，触动人们的灵魂，让正义力量信心百倍，让邪恶势力心惊肉跳。

“我是一个曾经有政治抱负的人，我的政治抱负在我的小说里实现了。”王晓方意味深长地说。

司法实践中在对故意杀人罪进行量刑时，通常根据案件情况和具体的减轻、从轻情节，从死刑到无 期徒刑再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量刑。按照这样的方法，法院认定廖婷婷在犯罪时患抑郁症而具有部分 责任能力，案发后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与被害人关系特殊等情况，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档次量刑并无太大的问题，但适用最低的三年有期 徒刑并判处缓刑，很多人认为判得偏轻了。尽管偏轻，但依然可以看做不过是法官最大化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而已。但一审法院的量刑方法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 法院不能根据被告人具有部分责任能力和自首情节这些减轻从轻情节而认定该案“情节较轻”，进而直接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档次内量刑，“情节较轻”应当指 行为人杀人情节较轻，与是否具有自首等从轻减轻情形毫无关联。刑法关于从轻或减轻的规定较多，如果具有刑法规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都同时适用“情节较 轻”的话，显然并不利于落实保障生命权的理念和实现对剥夺生命犯罪的遏制。按照通说，“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一般包括出于激愤或义愤杀人的、因不堪被害人 长期迫害或虐待而杀被害人的、出于情有可原动机的杀害亲生婴幼儿行为、“大义灭亲”的故意杀人、防卫过当杀人等，但廖婷婷并不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所以说， 这一判决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

思考之三：司法机关应当如何理性地面对媒体？廖婷婷案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控辩审三方都在利 用媒体阐释各自的理由，这于增强刑事司法的公开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对公众进行普法教育都是有益的。不过，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效果适得其反，有时甚至背 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比如成都一家媒体报道，记者在廖婷婷案件宣判之日采访了成都市中级法院刑庭的一名负责人，在记者转述判决结果后，该负责人说：“太 好了，这样判就对了！”该报道还提及，“2007年8月，该负责人从多家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了婷婷事件，得知婷婷的一家经济非常拮据、婷婷平时对妹妹关爱有 加等情况后，还专门打电话到彭州法院，建议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要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该负责人称，‘不能把案子办成许霆案，那样的话法律的效果就 适得其反了！’”作为承担上诉审职能的法院的法官发表这种定性式表态，与上诉程序所具有的监督纠错功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且不说这番话对检察机关可能行使 的抗诉权施加的压力和给舆论导向带来的影响。

思考之四：检察机关如何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有专家认为，由于我国量刑幅度的跨度和地区差异 比较大，也没有建立判例制度，所以对同一个案件，大家的认识可能会存在差异，就廖婷婷案件而言，无论是检察机关的抗诉，还是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没有一个绝 对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在目前对很多案件的处理因地区差异、认识差异以及量刑幅度方面的问题而缺乏共识性意见的背景下，承担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检察机关 应该如何进行监督？每个案件轻判有轻判的原因，重判有重判的理由，什么才是相对合理的检验标准？检察机关的执法智慧和监督能力在新的形势下面临考验和挑 战。

(作者雷建昌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姐姐捂死妹妹续：婷婷公司当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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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qq.com/a/20080828/000037.htm

“姐姐捂死妹妹案”的主角廖婷婷，在7月底获得“判三缓五”的终审判决后，想找份工作却到处碰壁：应聘单位要求填写的表格上面的 “有无犯罪记录”一栏将她拦在门外。就在廖婷婷为了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昨天，成都一家广告公司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求职受阻 婷婷情绪低落

昨日上午，记者在廖婷婷父母的家电修理铺见到了婷婷，相比站在成都中院审判庭上的婷婷，眼前的婷婷看起来清爽了不少，她特意把头发烫卷扎起来，说这样显得精神些。但从婷婷发黑的眼圈来看，她的精神状态很差，婷婷之所以如此，还要从近期的求职之路说起。

8月上旬，婷婷看到成都市某大型超市招聘收银员的启事，于是报名参加培训。三天以后，超市向包括婷婷在内的10多名求职者每人发了一张应聘人员登记表，其中有一栏要求填写“有无犯罪记录”，婷婷沉默地拿着应聘表回到家里。

究竟是如实说自己的身份，还是隐瞒过去，一家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婷婷说：“我写无犯罪记录，如果被超市查出来了，我再向他们讲清楚原因，希望得到谅解。”婷婷的爸爸皱着眉头想了很长时间，说：“不行，不能欺骗别人，应该先说清楚！”

第二天，婷婷的爸爸找到超市负责人，希望能够给婷婷一个机会，超市负责人经过讨论，最终很遗 憾地说：“根据公司规定，我们不能够接受你！”廖婷婷带着遗憾，一语不发地离开了，本来就很沉默的婷婷更加沉默寡言。“我不怨任何人，这毕竟是不能回避的 事实，可能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婷婷的语气很平淡，说完之后深深地埋着头挠手。

广告公司同意试用婷婷

为了帮助婷婷找一份工作，双桥子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刘所长表示：“我们可以给婷婷提供招聘信 息，但不会格外关照她，她不能生活在其他人的议论中，应该有正常人的生活。”双桥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薛刚说，希望婷婷能够放下包袱，用平常人的心态去面对 找工作的事情。“如果有适合婷婷的工作，我们会积极协调。”双桥子社区民警魏警官说。

此前为婷婷案做辩护律师的兴华中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建中了解到婷婷喜欢电脑，并且文笔不错，于是与成都一家广告公司联系，公司经商量同意让婷婷在办公室文员的岗位上试用一段时间。公司负责人说：“给婷婷提供一份工作，或许能够改变她的人生。”

昨日下午2时，电话里的婷婷传来了爽朗的笑声，“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婷婷对即将到来的 工作很惊喜，20分钟后，她来到这家广告公司。她的言语明显比上午多了不少。“我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只是担心有很多事情不会做，影响工作。”办公室主任 说：“给自己一点信心，加强学习。”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婷婷露出了笑容，她说希望尽快走出阴影，早日回归平常人的生活。

供职方：我们并不歧视

昨日上午，记者找到婷婷之前求职的这家超市，婷婷求职受阻的事情得到印证。超市一位主管说， 廖婷婷在超市培训期间很勤奋，超市主管和一同应聘的求职者对她印象都很好，当时婷婷情绪不错，也很爱笑，但当接到超市方要求其离开的通知时，婷婷哭得很伤 心。“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惋惜，但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们无法改变。”而据超市一位负责人介绍，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是针对每一位求职者制定的，毕 竟收银员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该负责人说：“我们并不歧视婷婷。”

婷婷：我只想活得充实

第一次应聘失败后，廖婷婷又到一家卖手机的铺子应聘，她同样被“提供无犯罪记录”的要求拒 绝，这样的失败经历了3次，婷婷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她每天在家里上网看电视打发日子，“这样的生活像行尸走肉，我想工作，不在乎收入，只想让自己活得充 实一点。”婷婷一直盯着窗外，眼睛空洞无神。婷婷应聘的这两家单位都表示，并不歧视婷婷，只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太适合用她而已。记者 李寰 摄影 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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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情PK法制——姐姐捂死患病妹妹案

历次机构改革
　　第一次：1982年。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 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改革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
　　第四次：1998年。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第五次：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

    还是像十年前那样，部委办公楼前国旗猎猎，武警照旧像铁桩般挺拔地站立，大门两边的两个大石狮子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
    从部长到公务员，大楼里不少职位换了好几茬人，薛剑（化名）每天仍会看到镇守这座大楼的这对石狮，尽管前些日子，它们并没能阻止东北某县的警察擅入抓人，但这些天，这座大楼里议论的焦点却是即将启动的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
    这意味着有人会从大楼里离开，十年前，薛剑离去时，已有3年公务员工龄。
    从去年十七大胡锦涛报告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制”的概念，到改革方案草案今年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再到3月11日国务院披露机构改革方案，薛剑依旧像十年前那般关注机构改革的任何新动作，只不过，这次他是以新闻人身份。
    十年过后，他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时光，还真感谢当时被动的“出局”。“一个小人物在风浪面前是没有搏击本钱的，尽快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湾呆下来，是明智的选择。”他说。
    那次行政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机构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中国各 级党政群机构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比1985年那次震动世界的百万裁军还多，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然而，小人物的选择和被选择不仅可以给大时代作出贡献和牺牲，大时代也为小人物提供了新的机会和位置。
    十年中，很多人像薛剑一样，不但找到了避风港，而且还重新启航成为弄潮儿。
    今天国人对机构改革的热情，远不如当年，薛剑们说起十年前的故事时，也多少有点“让历史告诉现在”的意味。

风雨欲来
    一切是在整整十年前的那次“两会”确定下来的。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尽管薛剑当时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听完这席话，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当年，外电曾评价改革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朱总理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对家乡代表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当时刚分配进北京某区纪委的王贤（化名）是和同事们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那场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朱镕基的办法是拆庙，和尚赶不走，我拆庙赶和尚。”王贤说。
    总理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变成行业协会。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而精简人员更是针对所有部委，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实际上，对于利益的焦虑和博弈在上一年就已开始。
    当年的报道说，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但方案最终确定之前，各部委的官员纷纷向决策层陈情：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部长们在为各自部门的存在理由据理力争，而作为普通办事员的薛剑一开始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到这些传言，我们同大多数年轻人觉得很遥远，青春就 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灵敏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要动真格 的，得早作打算呀。”薛剑回忆。
    而距薛剑所在大楼只有一箭之地的外交部，只有25岁的蒋琦（化名）则隐隐感到机会来了。“开始传说了很久，只不过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改。”蒋琦进入外交部一个业务司两年多，自觉对机关工作不适应。机构改革也是换一种人生的机会。
    薛剑说，机关工作，就是重复。工作内容、人际关系、办公环境甚至思维模式都在重复。某些老机关，有些人二十来岁进去，六十来岁退休，几十年来都在同一栋办 公楼上班，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感冒了去同一个医务室拿药，只是随着职务升迁，办公室有所调换，办公桌有所更新。
    在其后浩浩汤汤的改革大势中，一个迎流而上，一个则被裹挟而下，薛剑和蒋琦都告别了这样的机关人生。

煎 熬
    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但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
    传言随之四起：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一会又说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
    公允地说，人员精简的决策，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 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称此次改革将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延安精兵简政 的伟大意义。
    转眼已是1998年夏天，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而大楼里则少人关心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都在等着分流的政策最后出台。
    等待，是备受煎熬的。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两会”后，大楼换了新部长，这一变化似乎有了缓兵不动的理由。
    刚刚履新的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像开车一样，踩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
    新部长上任伊始，就在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干部负责到底。
    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薛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具体操作部门，但他们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还要操心自己命运。
    大楼中的领导采取以静制动的政策，别的部委精简人员都相继动起来了，那些被撤销的部委，如纺织部、煤炭部、供销总社，部长都没有了，分流起来倒是干脆，相 当一部分年青公务员去大学读研究生，因为他们占了先机，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很理想。而大楼里则心存侥幸，以为分流的比例将比那些经济部门小得多，所以一直在 观望。
    煎熬的感觉让薛剑痛苦不堪。“我们都疲惫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
    但工作还得照常干，而且大家都表现得更加积极，连那些平时泡病假的人也每天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希望避免成为分流名单上的人。而在往常，大伙儿争着到各省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出差，这时候万一不在机关，会在分流中吃亏——这实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想法。
    不独这栋大楼，现在财政部的中层干部当年的科员吕青（化名）说，传出人员精简的消息后，部里人心惶惶，基本小半年没心思干活。“有关系有能力的人肯定留，那些只有关系或只有能力的人最紧张。”
    其中一个部委的人回忆：找关系送礼的事情过去只有耳闻，当时则时有目睹。
    从外交部分流出去的蒋琦则将这场机构改革比作国企改革：“不少人都明白分流意味着什么，说不好听一点，你下岗了。”
    那场机构改革在国务院层面不但包括部委，还涉及意图政企分开的很多央企。比如，国务院决定，解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在机构 改革期间，仍负责管理原公司所属企业，待组建企业集团之后，再实行政企分开），该局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改革方案，由中编办和该局抓紧商定后，报国 务院审批。
    “经历机构改革的感觉是非常震撼！觉得四周暗流涌动，而自己却身无所依。”该公司的老干部郑锡说，“我们的改革来临得非常突然，总公司在两会后被突然要求解散。”
    郑锡说，在最终的人员变动决定没出来之前，筹建负责人家的门到晚上人多得推不开。当时在外面挂职下放锻炼的干部吓坏了，赶紧跑回来问情况。领导就说单位肯定还是要你们——下放锻炼的干部多是厅局级——精简很少能影响到这一层面。

落 槌
    当时各部委给出的条件不尽相同，吕青所在的财政部作为强势部门是当时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1998年精简的时候，财政部给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 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去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的也有在清华中央财经的；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相关的事业单位。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独 占，只能在其中择一。”吕青说。
    当时年纪轻的人，大多倾向选择出国读书。让吕青最为扼腕的是他的一个女同事，当时她选择了去英国读书。这几乎是分流人员最令人艳羡的出路了，饶是如此，这 位女同事被精简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没有想通，因无法适应国外求学生活只读了半年便回国了。不久又与丈夫离婚了，最终失去理性选择了自杀。“她如果料到过 了两年，去读书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计也不会做出如此选择吧。”
    薛剑所在的部委也有这么一位闹自杀的主。这位军转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身无长处，要是部里分流他就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声称一旦被分流就从12楼办公室跳下去。
    薛剑觉得这一切都是“官本位”作祟，机构改革首先要改变政府职能，而要改变政府职能则首先应改变这种“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心理。但不可讳言，在那个时候乃至延续至今，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在大楼里做过三年科级公务员的薛剑，也自然做过紫袍加身、开府封疆的白日梦。那个挤在纪委传达室看朱镕基答记者问发出“大丈夫当如斯”的王贤亦如此这般痴迷权力游戏，他那时的抱负是“50岁之前做到中委”。
    在中国，政府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影响过于巨大。吊诡的是，不久之后电视中那个王贤倾慕不已的大人物紧接着发动的改革让他30岁之前就远离了官场。
    薛剑在大楼里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公文，这活说简单则简单，说难则难。一些干部终其一生，就在钻研这事。
    薛剑午饭后会玩一回电脑游戏，然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洗澡完毕回到办公室，干点杂活，等着下班。那些日子，电脑游戏《仙剑奇缘》正风靡全国，这座令人仰视的 部委大楼也概莫能外。“我想，每个人都有李逍遥（游戏主角）初出江湖时的豪情万丈，每个人的人生也都有他那样的不得已。游戏over时，我流泪了，不敢再 去玩一遍。”离开那座大楼后，薛剑就再没有回去的想法。
    一箭之地外的蒋琦则已经在期盼着离开的那一天了。
    他仍然记得离开会议室的那一刻，心中仿佛听到落槌之音，他知道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国务院文件的形式通知各个部委单位，开会的形式传达到每个个人，部委里边司局有一个统一的会议，然后是各司局开。”蒋琦说，夏天一过，他终于可以离开了。
    等到1998年10月，大楼的精简方案已定，上面根本没给任何的通融，减47%，机关公务员由420余人减少到270人。
    尽管之前，大楼里的头脑也鼓励公务员参加研究生考试主动分流，但大家都憋着，无人响应，最后硬是没一个公务员主动离开。
    薛剑仍记得落槌之日的场景：依旧在司会议室的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再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 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司长坐在中间，副司级干部在他两旁坐定，其他处长、副处长便把环绕会议桌“二环路”的一圈椅子坐满，而靠墙壁这圈被成为“三环路 ”的椅子，稀稀拉拉由我们这些科级干部占据。
    此时，坐在“三环路”的他依旧幻想这若是有一天提拔为副处长，第二天开会他会自觉地递进到“二环路”上坐定。

分洪区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 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大楼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第三条途径则是 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好像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
    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直属单位受制于上级领导部门，一般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这些单位当时被人形象地称为“分洪区”，“几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区也已经是汪洋大海，分无可分了。”结束了“中委”之梦，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的王贤说。
    分洪区也不是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也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财政压力，很多事业部门财政主要是靠收费，比如王贤分流去的那家，国家给30%的经费，其他靠收费。
    虽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比如薛剑那个司仅仅将8个处减少为7个处，老干部局和机关服务局从公务员编制就地变为事业编制——这样就不占编制名额。
    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对具体办事者来说，首先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再然后就是考虑分流工作的难易程度。
    但是这场惊心动魄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并没有出现曾经预想中的尖锐矛盾。就像官方学者声称的那样，上世纪的几次机构改革已为冗员安置探索出了宝贵经验。
    大楼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薛剑这些被分流者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他分到了一套19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 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妻子比他还高兴，她对薛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后来薛剑了 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中央政府有能力用种种政策和财物来赎买分流干部放弃公务员的资格。而被分流的公务员，大部分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只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罢了。”薛剑说。
    离开的时候，薛剑选择了去直属该部委的一家报纸当记者。

缓解阀
    蒋琦选择了去北大读书，1998年11月，他参加了考试，在翌年3月份开班，比一般的研究生早一点入学。读的是那年最热门的法硕专业。
    外交部是采取自愿的原则，一种是走了之后给你提供一些比如公费上学的条件，在行政待遇上有一系列安排，还有一些可以上完学再回来。
    他走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回来。“分流的时候领导说，将来有可能需要新的人手，那么你是可以回来的，但很多人不愿意冒险，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去了。”
    3年的学习深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缓解阀”。“你让这些人去找工作是不现实的，所以当时想出这种办法，让你上个学，有个三年的缓冲期。”蒋琦说。
    蒋琦认为，外交部那时候其实是相当缺人的，一些后勤部门着着实实是削减的，而业务部门显然是需要人力的，但为了完成精简指标不得已分流。
    “但分流给我这样不适应机关的人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机会，在若干年内，不能自由辞职，一定要走的话，要付出一些代价。”
    考试分几种，有一种纯粹去学校参加一个培训，不用通过考试，费用由国家提供，另外两种是通过考试，一种是参加学校的学位班，另一种是参加国家统一的研究生考试，如果考过，国家出钱给你。
    蒋琦在北大和所有在校研究生一起上学一起考试，不同的是，各定点专业都有一个“国务院班”，都是从各部委通过考试进来的。
    如果关系不是非常铁，班上的同学不会互相打听分流经过，“你总不能问他是自己想来的，还是单位劝他来的吧。”
    在国家机关里工作过几年的人，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履历上，学习目的非常明确，态度上也是比较认真的。“混日子是很可笑的，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们都遭遇到一种不可抗力，当经历到你身上，你只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充实自己，为下一个机会做努力。”
    他们不像在校生那样激进。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轰炸。在那种时刻，首都很多人参加了游行，但习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国务院班”却有很多人没参加游行。
    “等我到使馆的时候，使馆边上的水泥砖都被砸光了，我到那里去不是为了砸砖，而只是为了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班上其他人也是看国家会用怎样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冷静。”蒋琦说。
    那天，即将离开大楼的薛剑在楼上的办公室冷冷地俯瞰着使馆周围的一切。

轮 回
    事实上，蒋琦后来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辞职的。
    “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样回去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实际上，各个不同的部委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机构改革的时候不应该搞一刀切，但是各部委分开操作，又显得不平衡，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公正。”
    蒋琦认为，这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精简—膨胀的轮回。“改革本身面临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再编制之内了，但一段时间后这个岗位还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个新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你选择哪一个。”
    很多人，包括蒋琦，是一边上学一边上班的，“单位实在忙不开的时候还是需要你帮忙的。上学期间也给你一个基础工资。”
    一般来说，每年部委都不断招募新的公务员，另一方面减少的仅仅是退休的公务员，所以公务员的数量肯定是增加的。“这和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关，西方国家是小政府，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必须面面俱到。”蒋琦反思说。
    “我们的机构改革还是跟原来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关系，每个部位分得很细很细，每个事情都要人来负责，需要庞大的公务员来支撑这个机构，直到他觉得编制人数太多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周期率。减下来又缩回去。”
    至今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吕青也面对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问题是只减了人员，但一些职位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一度缺人手，这也是部分人能够重新回来的原 因之一。”但他相信2008年新的大部制改革会避免这一问题，“这次改革不是以精简人员为目的，而主要在于改变政府职能。”“官迷”王贤至今仍感叹被后人 称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行政改革年”的改革力度和决心，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有形的政府之手砍了下来。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 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媒体评论说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2003年的一天，已经当了3年记者的薛剑被报社领导找去谈话，说大楼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
    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他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 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到了大楼后他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他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 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
    当年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
    当年薛剑的处室共有4人，2人留下，2人分流，留下的他的一位好友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留任的处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参加追悼会，那次他悲痛不已。
    处长后来升任了副司长，他电话祝贺，处长说，找个时间喝酒吧。可没过去多长时间，这位副司长在山西五台山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故去。
    至此。当年处室的4人，已经没有一个还留在那栋大楼里。薛剑相信新的血液也许能让那个处室更加蓬勃，因为“权力还在那里”。

　　“几代同堂”在现实生活中，如同一朵带刺的玫瑰，在家庭生活中演绎着各不相同的悲喜剧。

　　几代同堂，在我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自古传下来的几代同堂少则三代，多则五代，形成一个大家庭，有的还演化为一个大家族。

　　现如今，这种构架日益发生着变化。

　　一份关于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关系的调查显示：亲情关系正在变得日渐淡漠。在接受调查的228位老人中，与儿女分开居住的有167人，占了73%.在“两代人住在一起是否和谐”的问题上，有134人选择了“不和谐”，占了59%.

　　因“爱”而对簿公堂

　　想当年父母心疼子女就像子女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了筹集学费四处求人；为了子女的头疼脑热彻夜不眠；为了子女今后的出人头地几十年艰苦朴素……如今，父母岁数大了，从老家投奔城市的子女而来，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

　　在这种类型的家庭关系中，子女一方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2008年春节前，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的李先生和张女士的“家”中。正值春节前夕，各家都忙活着置办年货，而在老人的家中却感觉不到一丝过节的喜庆气氛。

　　150余平方米的房子被垃圾堆满了，凌乱而无序的摆设让人无处下脚。空的月饼盒以及纸箱子肆意散落在客厅内，就连老人养的白色小狗也早已变成了灰色。

　　见到记者，李先生第一句话就是：“我和老伴放弃了老家黑龙江的优厚生活，来到北京照顾产后的女儿，本以为会平安祥和地度过晚年，却未想到闹得与女婿大打出手，如今与女儿一家不再相见，落得我们浑身是病。”

　　1993年，他们的女儿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后又在中央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如今在某银行工作。“2004年4月，她婚后准备生孩子，打电话 让我来京照顾她。”张女士说，“女儿怀孕后有一次打来电话，问我们干什么呢，我老伴回答她说，正在吃饺子，结果电话那边突然没声音了，不久，传来了女儿哭 泣的声音，女儿在电话中告诉我，'我饿，孟×（女婿）老让我吃饼干，我想吃妈妈包的饺子……”

　　经过权衡，老两口将老家的房屋出租，一同来京生活。“在我照顾女儿期间，女儿、女婿曾经许下诺言，他们以后为我们养老，发展好了再买一间房给我们住。”

　　而在李先生印象中，初来京的一段时间也是很幸福的，“女儿工作不错，女婿更是出色”。据他介绍，女婿孟某是北大哲学博士，目前在某高校人文学院当副教授。

　　照看小外孙，张女士“简直无微不至”。每天下午，张女士都要背着外孙在楼道内溜达，直到外孙入睡。看着小外孙一天天长大，一家人相处得也算其乐融融。

　　老两口回忆说，当外孙3岁该上幼儿园时，女儿、女婿的态度有了些转变。“他们曾口头说过，要我们离开这个家，我们只当是一时气话。”

　　转折发生在外孙上幼儿园的一个月后的2007年4月4日。“当天晚上，女婿下班后突然对我们说，这间房子已经出租，并告诉我们不得占用。”张女 士说，听了女婿的话，她非常吃惊。“我拉着他到门外走廊，跟他讲我是怎样背着外孙哄他睡觉。没想到女儿竟和女婿一起出言不逊，而且还先动手打我，我一怒之 下，和他们两个扭打在一起。”

　　当时，3个人在走廊里扭打近10分钟。张女士事后被医院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张女士说，从那以后，女儿一家3口就搬了出去，自此就再没回来住过。

　　“我至今也想不明白，女儿、女婿的态度为何产生了180度大转变。”张女士说，她还念着女儿，曾打电话、写信甚至到单位找，都没能和女儿取得对话。她表示，虽然老家已难回，但她和老伴可以离开。“离开之前，希望女儿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不明白他们的态度为什么就变了？”

　　令老人颇感意外的是，女儿的避而不见，最终演化成为了一纸诉状：由于家庭矛盾，老人来京与女儿一家合住两年半后，女儿一家外出租房住。经居委会等多方调解无效后，女儿一纸诉状将两位老人告到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腾房。

　　2008年2月15日上午10点，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内，他们与女儿的官司正式开审。

　　庭审当天，李先生的女婿孟某很早就出现在了法庭，面带愁容。张女士一进入法庭与女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女儿怎么没来？”孟某回答道：“我来不是一样吗？”

　　随即，张女士一边说着“很好，很好”，一边走到被告席上，与李先生一起坐下。

　　面对着与自己几米相隔的原告席上的女婿，老人并未显露出半点悲痛神情。庭审前，双方就展开了“舌战”。

　　张女士对女婿说：“不管怎样，你都是我女婿，我都是你妈。”然后一直应和着女婿。尽管女婿孟某一直对在场的媒体记者强调“父母不让我们回家住，对我连打带骂”，但张女士面无怒容，说“你说得对”，并不时频频点头。坐在一旁的李先生则一言不发，一直冲着女婿笑。

　　在张女士看来，女儿近10个月不见自己，“忘恩负义”。在她看来，“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付出了——养育子女，天经地义。但当我们老了，走不动，子女也应该回报父母——赡养老人。”

　　而在女婿的眼中，“老两口就认识钱，女儿的死活他们都不顾，女儿为此都抑郁了，曾经多次自杀，他们都不管”。

　　庭审中，女婿孟某一直强调，“我们无法与父母同住，矛盾太深。”但他愿意“每月给老人1000元用于租房，另外，老人身体不好，看病自己承担的部分夫妻两人也愿意承担50％”。

　　两位老人则表示：“他们给多少钱，我们不要求，我们只要求有住的地方。”

　　法官试图进行调解，但双方坚持己见，调解无果。

　　法院的判决也许能断定孰是孰非，但这份冰冷的判决却无法温暖血脉亲情，情感的伤痕还是应该去用心弥补。

　　因“房”而共居

　　日趋飙升的房价，使得一部分人选择了与父母同住，甚至于某些子女依靠老人来养活，形成了新时代的“啃老族”。

　　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一方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王僮（化名）是一家企业的职员。月收入5000多元的他与父母同住。说起同住的话题，他的神情有些苦涩，可谓是“心中有一肚子的苦水”。

　　2000年的夏天，为了孩子上学，王僮一家3口从平房搬入了距离孩子学校很近的父母家中，开始了三代同堂的生活。

　　王僮在家中是老小，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各自有家，不与老人居住”。同时，王僮的儿子王小僮（化名）也是王家唯一的孙子，自然而然也成为了王家宠爱的核心。

　　“最初，我们不想同住”，无奈父母的百般劝说，他们“希望能更好地照顾要上小学的孙子”，接送孩子上下学。“出于这份好心”，外带父母日渐苍老，王僮不忍心让老人单独生活。于是，“三代同堂”的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

　　开始时，“老人帮着接送孩子，我和我爱人每天晚上到家都能吃上热饭菜，我们感觉很好”，但日子慢慢过去了，“生活中的纠葛也日渐显露”。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这可是我家一切矛盾的导火索”。

　　王小僮天生调皮，爱闹，上课有时不注意听讲，“会被老师请家长”。经过老师的一番“汇报”，晚上，王家便会爆发“战争”。

　　在王家，被自然分为两派，“护僮派”与“教僮派”，王僮的父母自然站在了保护孙子的“护僮派”一边，而王僮以及爱人则为“教僮派”。

　　“每当我要揍孩子的时候，我父母总是出面进行干涉，不让我打孩子。有一次，我母亲甚至于为了保护孩子而受伤。” 王僮说起往事，语气中带着些许无奈。

　　性格有些急躁的王僮也承认，“自己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确实有些简单粗暴”，但父母的溺爱也是他看不惯的。

　　谈起父母，被打开话匣子的王僮滔滔不绝。“我们也曾经尝试着与父母沟通，但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吗？他们总会以种种理由来说服我们，'你们兄妹三个 都是我们养活大的，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你们几个不是都成才了吗？我们唯一的孙子，我们怎么可能不好好爱护呢'等。发展到后来，我和我爱人只能趁着老两口出 去遛弯的时候，训斥孩子。”

　　由于教育孩子，王家甚至上演了一出“悲剧”。

　　2004年，对于王僮而言终生难忘。这一年的春节，他是在医院度过的。

　　大年三十晚上，王僮的哥哥一家三口也回家过年了。在饭桌上，不知谁引发了孩子的教育话题。“当着众人以及孩子的面，老爷子就一个劲儿地数落我的 不是，如何打孩子了，孩子成绩如何不好了等。”自尊心很强的王僮一下子“火了”，与父亲“大吵一架”，父亲也不甘示弱，拿起手中的碗就朝王僮扔了过去。躲 闪开的王僮愤怒之下，从三楼的阳台一跃而下，“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我儿子第一个反应过来，拨打了120”。

　　好在一楼的阳台上有一个隔板，王僮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在医院中度过了近4个月的时光。

　　在日常生活中，王家的矛盾也不小。“我家的餐桌上的菜肴总是那几种：土豆、白菜、萝卜等，孩子正在长身体，我们希望能多补充些营养，做到合理膳食。”

　　结果，当王僮将这一意见告知老人后，换来的依旧是老人的一番“不理解”。

　　那段日子，每天晚上邻居都能看到王僮的爱人带着孩子出去“散步”。实际上，就是借着“散步”之名，给孩子“开小灶”，补充营养。

　　“我们也尝试过，把蔬菜、水果以及肉给老人买好了。结果，我爱人发现，我们买的东西有一半都出现在了我姐姐家的餐桌上。没有办法，后来我们开始分餐了。”

　　如今，在王家，王僮的父母每天晚上5点半左右吃饭，而王僮三口则要等到王僮的爱人7点回家后，再开火做饭。

　　“现在家里感受不到一点温馨”，王僮每天下班回家后，径直走入三居室中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屋内，或是看看报纸，或是打开电脑看些小说，“与父母的对话甚少”。只是王僮的爱人还“保持着与父母的交流”。

　　2008年，王僮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在回龙观所购买的经济适用房能快些下来。“装修后，我们便会搬进去。”

　　经历过同住的王僮在结束采访时，感慨地告诉记者：“以后我老了，绝对不跟我儿子同住！”

　　因“孤独”而共生活

　　父母并非因为经济原因而依附子女，而仅仅是由于自身的孤独而与子女共同生活。

　　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位置是平等的，两者在家都处于“主导”地位。

　　“看过电视剧《双面胶》吗？在与老人的相处过程中，最终演化的结果就是谁向谁低头的问题。”张伟（化名）一听到记者的问题后，便一股脑地向记者诉说。

　　张伟的母亲由于老伴去世，始终无法从过去的记忆中走出来，对老伴的种种怀念都深刻地记录在了记忆中。“老人现在非常孤独、可怜”。

　　张伟的母亲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不愿走出家门与小区内的老人相处，因而也就决定了“不能将老人送往养老院”。

　　在与母亲的相处中，矛盾也不少。

　　张伟作为丈夫夹在妻子和母亲“两个女人之间”，作为“判官”的他身兼儿子与丈夫的双重身份，这场家庭纠纷如何判决，怎么判，“确实是个问题”。与母亲同住的张伟有时甚至“不愿意回家，宁愿在单位加班”。

　　在孩子小的时候，年轻人受西方化的教育方式影响，希望孩子冻着点，“孩子冻着点好”，但在老人眼中，则认为“孩子不能冻着，要捂严实了”，这实际上就产生了矛盾。老人与年轻人都疼惜孩子，但“他们的疼爱方式不一样”。但问题来了，“孩子听谁的”？

　　在饭菜的问题上，矛盾也有。

　　“作为老人，都愿意节省着过日子，买菜都去菜市场”，而年轻人由于工作节奏快，“愿意去超市购买已经洗干净、择好的蔬菜”，当然，价格肯定会贵些。由此，双方也会产生矛盾。

　　在张伟看来，老人的兴趣爱好在家庭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老人有一个兴趣爱好，那么她就不会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家里。”

　　“老人辛苦了大半辈子了，现在应该是去充分享受生活的时候，应该从内心走出去，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了儿子和家庭而活！”在张伟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老人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这个爱好是与人交流的一个平台，能开阔老人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生活”。

　　记者手记：让我们呵护亲情

　　很久以前，一位小伙子深爱着的姑娘得了心疼病，巫婆对小伙子说：“把你母亲的心挖出来给你爱的姑娘吃，病就会好的。”小伙子的母亲得知后，毫不 犹豫地把心挖了出来。小伙子捧着母亲温暖的心赶紧往姑娘家跑，路上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时传来一声熟悉的问候：“孩子，你没摔疼吧？”说话的，正是小伙子 手里捧着的那颗滚烫的心。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它感动了我，也让我悟出了人生的意义在于付出而不是索取。同样，它也告诉了正在面对几代同堂问题的人们——尽管“分住 ”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尽管“分住”可以生活自立，避免矛盾，增进夫妻感情。但该记住：尊重、关心、善待父母是永恒不变的基调，亲情是要经得住时间考验 的。

　　与父母同住的五大好处

　　1.省钱。至少水电费父母给掏了。父母不会计较他们都付出了多少啊。小两口抓紧时间存点钱。

　　2.省心。家里的事他们操的心最重。父母在家，出门不用带钥匙。

　　3.省力。买煤气有人送，买纯净水有人送。保姆把衣服给洗了，饭给做了，有孩子的父母给带了。

　　4.有安全感。和父母在一起，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是孩子的保护神。

　　5.互相照应。年轻人工作忙，家是温馨的后方；父母有病，可以得到孩子的照顾。

　　和父母同住的五大弱点

　　1.没有自由空间。年轻人爱热闹，却要在父母那里循规蹈矩。

　　2.没有个人空间。小两口想亲热一下，也要到自己房间里，还不能在白天关门。

　　3.经济上说不清。碰上大家庭，和父母住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都认为你沾父母光了。

　　4.不独立。都成年了，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利于小家庭在社会中成熟，来应变各种生活难题。

　　5.婆媳难处。时间长了，大家都了解了，脾气谁都有。最后儿子夹在中间受气。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3月上半月刊